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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梁方仲读书札记》(二十四)

 

梁方仲

 

116明代田赋的奇异制度

117明末江南胥役之弊

118吴应箕《楼山堂集》

119明末贵池富户剥削贫民之实况

120《授衣广训》

   

116.明代田赋的奇异制度

    朱国祯《皇明大政记》卷三,洪武七年五月減苏松嘉湖极重田税之半(原注:每亩原七斗五升)

    洪武十三年三月壬辰朔,命户部減苏州、松江、嘉兴、湖州四府重税粮额。元末张士诚据以为资,与王师相抗者十余年……上愤其城久不下,恶民之附寇……因令取诸豪族租田簿历付有司,俾如其数为定税,故苏赋特重,而松江、嘉、湖次之,盖以惩一时也。至是乃命减其额:旧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,减十之二;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,俱止征三斗五升;以下仍旧。(陈建《皇明通纪》,启运录’’卷六;参看《太祖实录》卷一三○)

    元代殷富情形。参看《元史》吴元珪、曹鉴传及民国十一年编《杭州府志》卷一一八《名宦三》。

    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卷一《宋景定公田》说:明人谓是洪武恶浙西人为张王守,特重其赋,乃传讹。洪武初亦知浙西赋重,以张士诚恃富,未遑加恤,则有之也。

《续通考》卷一:洪武三年六月谕中书省曰:苏、松、嘉、湖、杭五郡,地狭民众,无田以耕,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给。临濠,朕故乡也,田多未辟,土有余力,宜令五郡民无田者往开种,就以所种田为永业。   

《张文忠公文集》卷二六《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》:“苏、松田赋不均……豪家田至七万顷,粮至二万,又不以时纳。”又卷二八《答应天巡抚大政大典》:“政府人人言恶吴中士夫赖粮之说,似别有所指,不为丈也。”

    《明史》卷一八五《徐恪传》:弘治四年拜右副都御史,巡抚其地(河南)。奏言:秦项梁、唐庞勋、元方谷珍辈往往起东南。今东南民力已竭,加水旱洊臻,去年彗扫天津,直吴、越地。乞召还织造内臣,敕抚按诸臣加意附循,以弭异变。’

    《明史》卷一八一《李东阳传》:弘治十七年重建阙里庙成,奉命往祭。还上疏言:臣奉使遄行,适遇亢旱……南来人言,江南、浙东流亡载道,户口消耗,军伍空虚,库无旬日之储,官缺累岁之俸。东南财赋所出,一岁之饥已至于此……’

    《明史》卷二王仪:苏州田额淆乱。

    《明史》卷一七七《李秉传》:天顺初,罢巡抚官,改督江南粮储。初,江南苏、松赋额不均。陈泰为巡抚,令民田五升者倍征,官田重声无增耗,赋均而额不亏。秉至,一守其法。

    《明经世文编》卷三九七,赵用贤:《议平江南粮役疏》。

同上书卷四三八,张栋:《国计民生交绌敬伸末议以仰裨万一疏》。   

同上书卷五三,黄廷鹄:《役法原疏》。

    《王文恪公集》卷一六《吴县修和丰仓记》:“……今天下财赋,大半出于东南,苏郡居十之七八,吴县居郡之二三焉,其岁贡京师者为石至八万四百,留县者一万六百,转输淮阳凤及兑军者又三万九千三百,夏税三千四百有奇,又有所谓加耗者,不在是数,而皆于和丰焉是储。仓创于正统己巳,巡抚周文襄公之为也。弘治……甲子二月,和丰之月字厫灾……三月张字厫又灾;五月,视事之堂又灾……”

    同上卷二六《赵处士墓表》:“吴有奇士(长洲金花人),赵姓,讳同鲁,字与哲,年八十有一,弘治十六年九月九日卒,……辛丑大饥,以郡邑无足语者,乃为书诣金陵,上巡抚三原王公,大要言:宋元时苏郡岁人苗为斛者止三十四万九千,至国朝乃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。地昔之地也,何加多如是?况今年积雨为害,吴几为沼,而征科不止,民其若之何!王公读之,甚赏其文,而无意于蠲税。书至再上三上,不得已,许減税银若干,且欲荐于上,亦不果。近岁论东南水患,起于常熟之白茆港,开白茆则水患衰;提昆山之沙湖则盗贼息,而处士已言于数十年之前矣……”

    《明史》卷一六一《杨瓒传》:“景泰二年(浙江右布政使),瓒以湖州诸府官田赋重,请均之民田赋轻者,而严禁诡寄之弊。诏与原贞(镇守侍郎孙)督之,田赋称平。

    民国二十二年《吴县志》卷七八《杂记一》:“(元大德七年籍没朱清、张碹之产)当时嘉禾士人金方所作朱张口怨之,时两家宅第遍吴中,今朱张巷其故基也,抄没籍后,立提举司专掌其钱粮,则富可知矣。

    全汉昇《唐宋帝国与运河》第7—8页:宋真宗时曾设法从占城输入能够耐旱的稻米种子在江、淮、浙较高仰的田地中普遍栽种。范仲淹《政府奏议》卷上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云:江南旧有圩田,每一圩方数十里,如大城,中有河渠,外有门闸。旱则开闸,引江水之利;涝则闭闸,拒江水之害。旱涝不及,为农业美利。’计出米七百余万石,东南每岁上供之数六百万石,乃一州所出。”

   

117.明末江南胥役之弊

    吴应箕《楼山堂集》(丛书集成)第二册卷十二《议》第140—142页《江南汰胥议》(作于崇祯四年辛未,1631,之后)

    今日之为民害者,莫胥役为志。苏子瞻所谓纵数十万虎狼于民间者,此辈之谓也。然则今天下岂止数十万哉。姑无论京师之与省会,先以各郡约计之,而亦不下数千人矣,何言之?隶快之在官者,各有买窝之银,今所谓顶首也。往时不过以十计,今且以百计矣。正用之外,又有酒食之费半之。夫庶人役于官者,例给工食以酬劳,以其顶银为本,以工食为利,诚公私两利。然工食几何,遂捐此数倍之本以钻求之,苟所人不足以偿所出,则此辈且以其本银买田产、食租税,计必不为此矣。且此辈唯利是视,即所人仅偿其所出也,度亦必不为之矣。仅工食之外,每一役非外得数十金,与其本不副也。夫一人数十,十人

数百,百人数千,千人数万,此数万者,出于官乎?出于民乎?因此数万金尤其准本而应得者也。乃有朝入衙门,暮称富室,寻田买宅,呼婢使奴,如此者,县不下数十人。此所得则在数十金之外,合而计之,又何止数万乎?不独此也。每正役一人,则有白役一人,甚者有数人。此白役者,其饮食妻子之费,每人无不正数十金,俱在正役所得之外。合而计之,又何止数万乎?此为隶快言之也。

    而书役之害,则犹有甚者。书役例无工食,而顶银且倍于隶快,则所得亦倍于隶快可知矣。又有库、户等房,其顶银倍于他书,则所得之必倍,又可知矣。往时每房不过数人,近且增至数十人,合诸房且有数百人,以数百人者,优游佚乐,履丝曳缟,皆从何取办?合而计之,又何止数万乎;凡此皆取之于民者也。

    民之赋税,每郡小者,不过数万,大者不过数十万,而所以供此辈者,不啻倍之,则民安得不穷,财安得不尽也,然此特言为民害者耳。此辈欲下取于民,势不得不上罔其官,凡所以舞文弄法,假公济私者,何所不至。无论贪而阊茸者,与之因缘苟且。即廉明刚断者,能——洞决其情敝乎?则以势成于欺之者众,而害积于沿之者久也。所以近来有司之失职,大半为此辈所累。其将无术以处之乎?盖有拔本塞源之法矣。欲汰其敝,莫先于汰役。隶快度可供应外,量加裁革。而白役则一概禁绝,犯者重置之于法。书役每房限以员名,不得过数。

    天启五年(1625),池州知府王家植初到任,即将书役通行考试,等第其书算能否,革退四十余名。于是吏静讼简,为一时治平之最。后王以故去官,其革役尽复,至今为之叹息。

    抑愚尤有感焉。按抚司道之胥,其顶首以数千计,此其所取于官民者,何止倍郡县?而京师部胥,且以万计,则其所取,又何止十百于外哉?……”

   

118.吴应箕《楼山堂集》

    二十七卷,粤雅堂丛书本。凡文十九卷,赋一卷,诗七卷。(《越缦堂读书记》下册卷八《文学》第718页误作诗十七卷,又谓集中史论五十九篇,持议儡儡,多有特识……其《<国朝纪事本末>论》一卷,尤有裨于国故,诗则粗率枯梗,非其所长耳云云。)

    谢国桢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卷十九《文集影跋上》第840页:

楼山堂集二十七卷,遗文六卷,遗读一卷,清初刻本,行刻本。   

贵池刘世珩收是集与刘城(字伯宗)《峄桐集》文十卷诗十卷同刻为《贵池二妙集》,并为吴、刘年谱各一卷。应箕始字风之,其后更字次尾,见卷末(377)刘城撰传。

    应箕,字次尾,贵池人,复社领袖。崇祯壬午(十五年,1642)以乡试副榜贡人京,南都之以防乱揭帖逐阮大铖也,应箕实倡之。周镳(字仲驭,号鹿溪,金坛人,《南疆逸史》上册第87页卷十二《列传八》;《小腆纪传》卷十九《列传十二》第206页,所记较详)下狱,应箕人视,大铖急捕之,亡命去。乙酉(弘光元年,1645)秋,义兵群起,有举宗室朱盛浓为号者,应箕起兵应之,……攻池州不克,同事者亡去,应箕独募士以计复建德、东流。都御史重声录制罢为池州推官,监纪残军,声败,王师遍。应箕众溃,匿婺源、祁门界,被获,不屈。……所著有《楼山堂前、后集》、《熹朝忠节传》二卷、《两朝剥复录》十卷、《留都见闻录》三卷、《东林本末》六卷、《续觚不觚录》二卷……我朝赐谥曰忠节。”(《小腆纪传》下册第480页卷四六《列传三九》《义师》所记较详,《南疆逸史》下册第261页卷三六《列传三二》《死事》,本传简略过甚,不足据。)

   

119.明末贵池富户剥削贫民之实况

    《楼山堂集》第二册卷十三第152页《书·与田令公论乡中粜谷事》戊寅(崇祯十年,1638)

    “……敝邑多聚乡而居,人多田少,每年半仰食江船之谷。即寒乡一方(应箕,贵池兴孝乡人),多二十余万石:此皆客所贩也。客贩者,多量远近时日,以收子母,故价低昂有时,但使随时平价,尤未甚为民厉也。近城粜籴出入,皆用斗斛。斛皆经官较者,未能意为多少轻重也。又卖米有市,民取之唯时,无沿门告粜之苦也。独敝乡富户,取田租而闭之,必乘贩之商缺,伺价之极昂,民之至无告,然后开籴。籴不用角而用称,于是贵贱听其口裁,轻重惟其手授,而开闭任其意行;穷民非乞粜无从得食,于是仰鼻息,揣风旨,甘受捺掯,内忍哀痛,而莫可如何矣。敝乡田租,每亩征二石,而收之者用租称。租称者,每石二百二十斤也。出籴则用发称。发称每石九十斤也。天下有物出入而不平若此者乎!交纳条编折色皆用广等,等至广而止矣。粜谷者,则每两又益三分焉。向例粮食出人银皆九八色而止矣。粜谷者,皆取足纹,穷民拮据所积,称贷所有,何从得纹。于是加色,则又听富人意估,有量五为一,折七而三者矣。通计穷民籴谷一石,称减其斤,等加其分,银折其色,是外去五十,而后能一石也。……故为富不仁,古今之通论也.……请执事先为谕以开譬富户,动之以恻隐,悚之以祸患。而官为平其称等,使出入轻重,皆准于一。又各乡立一经纪,估银平价,皆照时贵贱而酌之乎中。其有不率者,许各地方保正,指名出首,以法惩之。庶贫富两得,而地方可长恃以无恐……”

《蚕经》一卷,吴郡五岳黄省曾(勉之)著,百陵学山本,第12页:   

九之诫宜:

    ……养之人,后高为善。以筐计,佣金一两。看缫丝之人,南浔为善,以日计,每日佣金四分。一车也,六分。

   

120.《授衣广训》

    乾隆三十年(1765),直隶总督方观承进呈《棉花图册》,于嘉庆十三年(1808)由内廷刊刻出版。于方氏所制的《棉花图》外,又增人乾隆、嘉庆二帝之题诗,及康熙帝的《木棉赋》等,改名曰《授衣广训》,分为上下二卷。

    上卷收布种、灌溉、耘畦、摘尖、采棉、拣晒、收贩、轧核八图,下卷收弹花、拘节、纺线、挽经、布浆、上机、织布、练染八图。每图有方观承说明书,与清帝弘历、颐琰,方观承三人题诗。把棉花从播种、耘畦到织成布匹整套工序绘图说明。

    康熙以后,徽派版画走向衰落,京派版画亦渐趋不振。《授衣广训》的插图,和全盛时代《耕织图》、《图书集成》图相比,绘图镌法,显然有上下床之别。过去徽派版画富丽圆润,精工可爱的作风,从此不可复见。但在嘉庆朝,这部《授衣广训》仍不失为当时京派版画一大创作。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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