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梁方仲读书札记》（二十三）
梁方仲
111明代黄册
112明代鱼鳞图册
113明代国际贸易
114明代银矿
115明代一条鞭法
111．明代黄册
《清文献通考》卷二《田赋二》康熙七年(1668)，“以各省岁终奏报，有奏销册，开载地丁款项数目，有考成册，开列已完未完数目。又五年编审造送丁口增減册籍，立法已属详尽。其十年一造黄册，及每年造会计册，繁费无益，并令停止”。
光绪《嘉应州志》卷一三《食货·户口》：“宋制户口类分主客，南渡后诏州县官以生齿多寡为殿最，有析客户为主，而冒增之弊滋。元制人户为十等，立科差法，其详不可考。明洪武十四年始令天下各造黄册，军民灶匠等户各以本等名色占籍，唯民户丁多许分析，男子年十五以上为成丁，七年免役，官吏、监生、生员免各有差，疲癃残疾者复其身，每十年则以乘除增减而重造焉。”
《太祖实录》卷二○三：洪武二十三年八月丙寅：“户部奏：重造黄册，以册式一本合行事宜条例颁行所司，不许聚集围局科扰，止将定式颁与各户，将丁产依式开写，付该管甲首造成文册，凡一十一户，以附坊厢里长，坊厢里长以十里所造册凡一百一十里(此字原作里，但应改作户)攒成一本，有余则附其后，曰畸<田零>户，送付本县。本县通计其数，比照十四年原造黄册，如丁口有增减者即为收除，田地有买卖者即令过割，务在不亏原额，其排年里甲仍依原定次第府役。如有岔乏，则于百户内选丁粮多者补充，事故绝者以畸<田零>内选凑，其上中下三等人户，亦依原定编类，不许更改，因而分丁析户，以避差役，其各里册类为图，以总其税粮户口之数，县、州、府、布政司以次总之，而以上于京师，藏之户部，庶几无移易倚托之患。上命颁行之．”
吕坤：《去伪斋集》卷五《答通学诸友论优免》(第45页)：“御前有黄册，户部有青册，户科有奏本文册，本县有底册。”
光绪《德庆州志》卷九《宦绩》：“陈益谟，万历三十一年以府通判署州事。先是万历九年清丈州田，吏胥飞粮加派，及益谟至，洞悉民隐，乃献议于大府，略曰：德庆州原额粮米一万八百零石……浮粮……况至二百三十余石，今属攒造黄册，止是附人司府州册后备查，京册未曾开载，尚有可豁之机……于是得请豁浮粮二百三十石。”(据谭志事纪补)
鞠清远：《唐代财政史》第133页：“大唐令……天下户为九等，三年一造户籍，凡三本，一留县，一送州，一送户部。常留三比在州县，五比送省(仪凤二年1677)二月敕：自今以后，省黄籍及州县籍也。”
《纪录汇编》卷一三(第6页)：嘉靖王文禄：《龙兴慈记》：“济，前元儒学职，以荐起。初造天下黄册不能清，问济，济曰：‘以新收，次旧管，则清矣。’至今因之。我朝建置，多出济定。”
《旧唐书》卷五《高祖下》：“(三年)戊午，敕制比用白纸，多为虫蠹，今后尚书省下诸司、州、县，宜并用黄纸。”
宋范正敏：《遁斋闲览》(《说郛》卷三二)：“古人写书皆用黄纸，以蘖染之，以避蠹，且字误可以雌黄涂之。”
《太平御览》卷六○五：“桓玄伪事曰：‘古无纸，故用简，非主于敬也。今诸用简者，皆以黄纸代之。’”
光绪《嘉应州志》卷一三《食货·役法》：“明役法有里甲，有均徭，有驿传，有民兵。里甲谓之正役，余皆杂泛，各以丁米等第差充。里甲十家为甲，一里之地为甲者十，别推丁米多者为之长，共有百十家为一圈，循环应役，十年一次，为之排年，供应官府一岁经常，新任到任，春秋二祭，乡饮无祀，岁贡科举盘缠，朝觐造册，季考桃符，春宴杂用等费。”(原注：菖志、刘志)王仕云论之曰：‘嗟夫，明季当值之敝甚矣，其惫也，虽曰排年十年一次，然有以民米一石，而答应日期费至八九十金至百金者，征求无艺而横敛日加，民穷走险，往事可鉴矣。我国家定鼎以来，厘剔殆尽，庶几民有起色，然犹未尽者，如新官家物，动以一二百金计，兼之铺行有答应，烟灶有科派，皆足以劳扰民生者。康熙七年冬，仕云到任，悉去之，然不无时異势殊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，爰志之，以俟乎留心国计与民瘼者(刘志)。”
明区庆云：《定香楼全集》卷之一《粤中稿·列传》(第111页)：“戚悌，宣城人，谦和清谨，以监生为南海(县)丞，万历癸未(十一年)大造黄册，悌董其役，悉心厘弊，里书馈送常例，一切革之……”
《粤中稿·行状》卷之二(第62页)《外父中宪大夫云南武定军民府知府靖吾李公行状》：“李公(铧)，番禺人……隆庆丁卯(元年)举于乡……辛未(五年)……谒选天官……授学太仓……仅七阅月，即徙南宁司……刑，暇兼摄盐课诸税……宣化为邕宁下邑，赋役之弊，视他为甚。”
查慎行《人海记》卷上《后湖册》：“南京后湖贮各省户口田粮册，有明终始，计一百七十万本。南渡后，用以造甲点火药。至本朝仅存万历间及崇祯五年者，朝议谓每本四五斤，鬻之可得四五万缗。”
刘抃纂修：《饶平县志》卷四《田赋》所记：“造册年分大致相同，然亦有违異。盖有时二三年一造，且又有时较规定年分晚一年也。”
《神宗实录》卷一三六：万历十一年四月癸丑，“南京河南道御史方万山条陈四事，一清丈田地，增税殃民，南京后湖图册按形编号，因地起赋，今并其字号亩步尽更易之，图籍几废……下其章于户部。部覆谓后湖册式照成弘间旧稿，各府县未行清丈之先，字号亦未必相同，宜照各处实证为确，其有短缩步弓、虚增地亩者，查摘改正为便……余如议。”
《宣宗实录》卷七六：宣德六年二月庚申，“江西各府县计口征纳盐钞，有司但依黄册所编丁口征完，有死亡无从征者，有老疾贫难及居深山穷谷无钞纳者，有将男女典雇易钞者，小民无所告诉。乞令有司开除亡故、老疾及山谷之民，止令城市圩镇及商贾之家纳钞”。
《嘉庆一统志》卷三五六《长沙府三·名宦》：(明)“赵彬，洛阳人，万历中知长沙县，到官见户口流移，钱粮隐射，乃方田均赋，编为十五里三厢，其荒田不可开者，易为粮册，缓征之。县治孤悬北城外，请于上官割俸缗及赎锾迁之城内，不以累民。”
《滇南文略》卷三八，包见捷《参政万公阡表》：“涔南先生者，吾滇之端人君子也……(嘉靖)辛卯(十年，1531)举于乡，又六载成进上(士)，授富顺令。未几，丁母贾忧归．服除，补成安令，征人为南京户科给事中，考满……七岁出为四川参议，迁副使，遂晋广西参政，甫三月，即上章乞骸骨归。归里，抚按五荐，竟不起，以寿终，年八十有八……其任晋垣也，主管后湖鱼鳞图册，<饣氣><饣孚>已失，公综核。证之{曰彡}故，
袁翰青：《中国化学史论文集》第120页：“《齐民要术》一书里，记载着纸用黄蘖来染黄了可以防止蠹鱼的蛀蚀。汉刘熙的《释名》一书中，已解释潢字为染纸。到了唐朝，这种黄纸颇为流行，大量生产。唐，高宗(第7世纪)曾经下令要大家都用这种防蠹的黄纸。现在遗留下来的唐人写经，据考古的人说，大都是用黄蘖染过的纸写的。”
《嘉庆一统志》卷一一六《宁国府二·名宦》(第13页)：“胡东皋，余姚人，正德中知宁国府。时徭役苦不均，乃定大户为里，小户为甲，以一里统十甲，经岁而代，阅九年，然后复役，人大称便。宣城有金宝圩，素沃饶，久被水啮，渐受害，东皋相便宜修筑，遂为永利。”
罗钦顺《罗整庵先生存稿》卷二《成都府同知致仕李君墓志铭》：李仪，上元人，“弘治壬子(六年，1493)，以应天学生领乡荐，明年会试中式，廷对，赐同进士出身，历知江西之新昌……临江王、张二姓格斗，王杀张一子，惧罪，乃杀丐者三人，称为己子以诬张，累讥不得其情，后乃属君，君问死者皆有妇耶?各以妇氏对，徐检视黄册，验诸死者及妇名氏，张具有之，王一无有也，于是刑王妇，妇即吐实曰：‘受雇来尔。’事乃白。”
《神宗实录》卷五三七：万历四十二年九月“戊戌，南京户科给事中王建中言：‘本年六月内，据浙江嘉兴府嘉善县解万历四十年分赋役黄册到湖，随据里老呈称。万历九年，又由突被豪户朱灼等听田三万三千五百亩，贿购总书李畴诡推与嘉兴、秀水，全不输粮，以致概县摊赔，业经本府查明，申蒙抚按详批，诡田尽数改过嘉善。岂意奸豪百计阻挠，至今覆勘不给。夫田有定界，赋有定额，今嘉善县被诡去在万三千五百亩，不为不多矣。乃核推出之数于嘉善黄册，而册弗开；再核收入之数于嘉、秀二县黄册，而册弗载，即使有推有收，亦无隔县过割之法，况推者诡推，收者未收，徒有豪强射利之薮耳。不知嘉、秀奸豪陈玄灯等，凭何奥援而束明文于高阁，积猾朱槐等有何神术，而等版籍于弁髦，至若县官受一邑之寄，府官受一郡之寄，抚按司道均有地方之责，独不可严限行而勒其完报乎?乞敕户部转行该省抚按，严限行勘，刻期报完，正豪强飞诡之罪，苏小民赔累之苦。’报可。”
112．明代鱼鳞图册
《汉书》卷三六刘向奏：“今王(凤)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，青紫貂蝉充盈幄内，鱼鳞左右。”
《古今图书集成·经济汇编·食货典一五○·赋役部·艺文三》，(元至正十年辛卯)余阙：《均役记》。
参看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卷三四《江南二二·和州志》；卷四二《山东八·寿光县》，王星华：《含烟小记》。
《熙朝纪政》卷四《纪赋册·粮票》(第l6页)：“丈量册，田之高下，邱亩皆载焉，故曰鱼鳞册也。”
万历《顺德县志》卷三《赋役志第三·田赋》：“屯田籍在卫所，各县之民附籍顺德，而从田地径人其县者众，邑民亦然，故鱼鳞册与黄册乖異。”
《熙朝纪政》卷四(第16页)：“自并丁赋以人粮，罢编审而行保甲，于是黄册积轻，鱼鳞积重。”
同上书卷四《纪丁随地起》(第18页)：“照地派丁即丁随地起之法，其法但以黄册与鱼鳞册相为乘除，即得其实。”
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卷八一《江西三·赣州府屯田》：“明高皇帝度诸道膏腴田土，分予卫士，使各屯种，以自食其力，载之鱼鳞图册，纤悉具备……”
按府县盐司所编造之灶地滩场田土之册，亦名曰鱼鳞图册。见《天下郡图利病书》卷二二《江南十·上海县志》。
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卷四二《山东八·诸城县丈田论》曰：“余早岁闻诸耆宿云，洪武初年，朝廷分遣监生并秀才，丈勘北方田地，而本县丈勘者为小。”
章懋：《枫山章先生集》卷一《举本监弊政疏》(弘治十七年)：“洪武中尝差监生各处丈量田土，亦欲验其能否而授职也。”
《皇明太学志》卷二《赐予》：“洪武二十年国子生武淳等鱼鳞图成进呈，上喜，赐淳等钞锭有差。”
田艺蘅《留青日札摘抄·四》(见《纪录汇编》卷一九○)：(洪武)“二十年，浙江布政司进鱼鳞图册，先是……”
《农政全书》卷之三《农本》，“国朝重农考”：“冯应京曰：‘……二十年，上又念民贫富不均，富者畏避差役，往往以田产诡寄飞洒，奸弊百出，有司至莫能诘；而贫者益困。乃遣国子生武淳等，随所在税粮多寡，定为九区，区设粮长四人，集耆民履亩丈量，图其田之方圆曲直，美恶宽狭，若丈尺，书主名，及田四至，如鱼鳞相比，次汇为册，谓之鱼鳞图册，上之，而经界于是乎始正。”
《明史》卷一五○：“古朴，字文质，陈州(今河南淮阳县治)人。洪武中以太学生清理郡县田赋图籍。”
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卷八七《浙江五·衢州府·田赋书》：“洪武十九年，上念民贫富不均，而赋税多不以实自占，往往以田飞洒诡寄，昏顿推诿。遣国子生临县，将各乡田土一一经画，编画鱼鳞图以记之。自岁久后，册渐漫漶，至亡失不可问，而田得买卖，粮得过都鄙推收，虚伪弊丛如蛔，诘讦日滋，至嘉靖间而极。”
万历《南海县志》卷三《政事志》：“洪武十七年行弓田法。”
道光《苏州府志》卷五八《人物十二》引朱国祯《明开国臣传》：“余愾，字茂本，昆山人……十七年拜吏部尚书，奏准来朝官。明年正旦，各造事迹文册，仍画土地人民图，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京。惟云南远边，特免。”
焦竑《焦氏笔乘续》卷三《丈量》(第24页)：“泾野曰：‘天下要事为土田，然天下田亩，甚不能均。国初丈量田地，攒造鱼鳞册，以均其税，庶绝重累，然欲丈量，在得人，尤在得法。田政既清，他政自举。近兰州人段绍光为南职方郎中，先令河南杞县，尝如此量之，令田户报实田数各四至，插标于田中，画为数区，每区各注某人之田若干亩数于册，及躬临其田，随地掣签量之，验田认粮，遂得一县田清而税均。故天下事只在得其人也。”
鱼鳞图册散佚之经过，参看欧阳祖：《谭襄敏公年谱》第101页；《张可庵先生奏议》卷一《论丈量利病疏》(宫内)；雍正《江西通志》卷一一七《艺文·张栋因事陈言疏》。
咸丰《文昌县志》卷四《经政志·田赋》(第27—29页)：“……文邑自变乱民散，幸人皇清，出之水火……昔之令丈者，悉以逋赋挂累。揆厥所由，缘前告荒之时，勘报无法，田芜人存者，据荒上报；人亡田荒者，荒莫具闻，官按额派征于存户，始以熟而补荒，既而熟者亦荒。无已，通邑建议清丈。前令王都竟同筑舍。至康熙三年，邑令邓生柏力
行之……邑令沈形屡详请豁(荒田)，当事不以人告，于是多方劝垦。康熙八年续丈，又得……尚存包荒叁千陆百陆拾玖石叁斗零……至若杂税之内，有禁海无征银四百九十六两八钱，原载在各埠海课项内，在禁海时原主失报，未得邀恩除豁，则自输其税，理亦宜之，乃移之田亩。榔税地方为之，代僵二十余年于斯矣。今海禁既开，舟车四达，利有攸归，而税仍压之于民，屡经陈详，至今未蒙豁复……”
“旧志按文邑荒税，自邑令孔兴祥清丈之后，将通县缺额钱粮，照依实征田亩，融摊补额，百姓包赔之苦，庶得少苏，然无‘鱼鳞’存案，经界混淆，豪强得以兼并，前此苦于赔荒，丈后苦于赔熟。四十二年，邑令吴文美抵任，重请覆丈，清造鱼鳞，发田签与业户执照，丘亩井然，即有虞芮之争，而按图科米，印册具在，无可假借，盖侵占之风自始敛息，鱼鳞存贮内衙，以防弊政，其册引附刻艺文。”
113．明代国际贸易
刘振西编：民国《隆安县志》卷四《食货考·经济·货币沿革》：“查有明时代，货币之流通隆安市面者，有花边银及万历当十铜元，崇祯制钱等种……”
咸丰《顺德县志》卷二四《列传四·明三》：“胡平运，字明卿，号南石，白藤人。崇祯庚午乡试第一，辛未进士，授庶吉士，改陕西道御史，正色立朝，知无不言。时濠镜澳税居西夷，渐积横肆，不就范围，而闽寇刘香扰乱粤海，焚劫江门，当事巽懦，不敢示以兵威，粤绅官都门者积不平，平运特疏纠参，其略曰：‘臣窃惟今日之患，澳夷与海寇而已。臣乡人不言，无有为皇上言之者，亦何从知万里之外受毒如此甚哉。其一，在澳夷彼占住濠镜澳，凡番、南、东、顺、新皆可扬帆直抵，其船高大如屋，重驾番铳，人莫敢近，所到之处，硝磺及铁，子女玉帛，公然搬运，沿海乡村被其掳夺杀掠者，莫敢谁何。官兵每被杀伤，而上司亦莫敢问。往者哨不过数只，今打造至于近百，出入无忌，挟制官司；往者夷数不满千人，近者报数万，一旦有警，此数万人何逞不得，此大可忧也。而大蠹则在闽商聚食于粤，以澳为利者亦不下数万人。凡私货通夷，勾引作歹，皆此辈为之祟，官兵盘获其船，则以匿金匿宝诬捏反噬，而中国边情邸报，日与抄传，虚实亦在其窥伺中，乞敕督臣责道府设法禁例，令澳夷将番船拆毁，凡通夷勾夷，拿获审实，则行重典。其一，在外洋寇粤，自潮州而下，及于阳电沿海，俱是盐场，臣乡行盐通粤西，江西吉安、南赣三府，及桂府王盐，年来闽寇截据要路，盐船大小勒买路银三百五百两不等，不从即焚毁其票。贼来无时，乘风飘突，越虎门一限，可以直泊广州城下。去年二月，粤将陈昭、李相斩贼，以保全城。朱可贞擒获多舟，以保阳电。今贼日夕图报，猝然再至，何以为御，此大可忧也。而大蠹则在接济，米谷向来严禁出海，自郑芝龙到粤，假兵食为兴贩，又为潮船运盐之说，带私以人，载米以出，直以接济海寇。乞敕督臣严禁米谷不许出海，以绝接济之端。其一，在里海贼，南、番、东、顺、新、香等县交通之小海，农工商贾出入必经之路，其盗皆本地无赖，聚众打劫，向者不过数十人，今以近千为腙，近百为号，白昼公行，与官为难，攻围乡村，杀男掳女，良家被害者不知几千百矣。其最可恨者，掳人勒赎，富者千百金，贫者亦十两五两，刑威万状，得其财复杀其命。有产之家不敢出门一步，春农罢耕，行旅绝迹，上司间或调哨调兵，已先知消息，此大可忧也。而大蠹则在窝家，各县窝贼必有主名，乞敕粤东按臣访犯必以窝家为先，考察府县必以获犯多寡为殿最，督臣必以得盗情否为功罪，守巡道必以治兵治船之坚瑕为黜陟，如此则粤之亿万生灵，皆受皇上再生之赐矣。’疏人，帝以未见报，切责督按不能消弭，令回奏复。又谕以殚力剪除，不得以积年夷盗卸责。平运因又言：‘昨臣接乡在籍诸臣书云，贼于六月十五日，由虎跳门驾船百余只，闽(闯)入江门、新会，大肆劫掠，杀死千余人，烧毁房屋，火光三日不绝，其近白沙、白石、都会、水南、麻围、寨尾、能子、三江等乡，概被焚劫，即臣所居白藤乡，流离逃窜，不可名状。贼所经村乡，留连劫掠凡六昼夜，新会一县几不可保。本乡之兵，招合蛋家共出击贼，值贼水浅胶舟，我兵正在奋勇，忽有闽棍白弁王绳武，驾船竖旗，上书奉命招抚，不许追击字样。乡兵沮气而退，不闻有一兵防御。由江门至省仅二百里，焚劫六日六夜，并无一官兵救获。王绳武敢公然为脱身，所奉之令，果属谁令，明明纵寇，白日欺人。江门为臣乡一巨镇，客商聚集交易以数百计，不比之劫小埔、马冈一二村已也。切虑盗贼路熟，胆志愈雄，防御之不能，招抚之不得，为祸更不可胜言矣。伏乞严谕在粤文武诸臣，必以剿贼为心，毋徒以招抚纵寇，生灵庶其有瘳乎。’复得严旨下制府，卒出兵讨平之，粤寇乃息。平运建言之力也。巡按云南，土司中惟化沙、卧这二目最暴，日相仇杀，为边害。平运单骑谕以祸福，二目罗拜听命，边鄙遂安，黔人立祠以祀。黔远在天末，士不知学．平运训以苏韩名篇，士风日起。复命粤东，会有开采珠池之议，平运力谏乃止。转福建参议，历广西参政，俱不赴。归，日与故人饮酒赋诗。未几，丁外艰，哀毁成疾卒，祀乡贤。”
邓之诚《骨董琐记》卷七《明初市易》：“明太祖初定天下，于直隶太仓州黄渡镇设市舶司，司有提举一人、副提举二人，其属吏目二人，驿丞一人。后以海夷狡诈无常，迫近京师，或行窥伺，遂罢不放。洪武七年，又设于浙江之宁波府、广东之广州府，体制一同黄渡。后宁波亦禁废．”(见《野获编》)
吴宽《匏翁家藏集》卷六五《封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徐公(谅)墓表》(按谅为源之父，时以子封)：“宣德末，朝廷遣中贵人浮海人岛夷取奇物，凡一艺之良者，皆选以从。公在选中，窃以母老忧，幸而事寢。”
《王文恪公集》卷二九《中宪大夫云南按察副使致仕朱公墓志铭》：“召为中书舍人，始徙昆山…讳文，字天昭……弘治庚戌，授云南道监察御史，出按两广戎籍……巡按福建……时公私殚屈，国计无所出，而镇守死者货财巨万，辄既于群小，会福建镇守陈道死，公乃籍其数以闻，冀可佐公帑之乏。诏不从。是后镇守死，御史不得复预，权贵者始忌之。屯田故如额，而隐占于奸氓，岁久漫不可考。公至湖广，则许民自首，不究切之，或得业已久，则输税而不夺其业……闽有吴甲治海船，商乙以市外藩，咸坐死。公曰：‘甲造舟而未尝市藩，乙市蕃而舟非所制。，得减死。其他冤狱，尤多所平反。”
张星烺：《欧化东渐史》第6页：嘉靖十二年(1533)葡人在宁波贸易，“众盛时每年达三百余万金币，投资者无不获三四倍之利，人口最多时，葡人达一千二百名，东方他国商人达一千八百名。”
道光《志》卷四《海防略。边海外国》：“外番贡献，向如暹罗、占城、满加刺诸国，道经琼州，遣指挥千百户镇抚护至京，今海外诸国人贡道路，有昔由广东，而今由福建、广西省，有径由广东省会者，近均不由琼州。”
村上直次郎译注：《抄訳バタビア城(Batavia)日誌》上卷(昭和十二年日兰交通史料研究会发)，一六二四年(天启四年)一月至飞六三七年(崇祯十年)；中卷一六四○年(崇祯十三年)至一六四五年(弘光元年)十二月。
杨一葵：《裔乘》“西南夷”卷七(第29页)：“柯支”：“……市用银十五当金钱”；(第30页)：“阿丹”：“交易有赤金钱，红铜钱”；(第33页)：“小葛兰”：“市用金钱”；(第55页)：“碟干”：“其国皆回回人……所用银钱……我朝永乐中，国王亦刺福遣使来朝贡”；(第56页)：“溜山”：“以银为钱，或用海蛆”：(第59页)：“卜剌哇”：“货物金银，段绢米豆磁器之属”；(第63页)：“竹步”：“货用土硃、色段、色绢、金银、磁器、胡椒、米谷之属。”
彭信威《中国货币史》第431页：“估计当时全国的白银约有二万五千万两。”
《神宗实录》卷八一：“万历六年十一月戊申朔，升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萧廪为南京太仆寺卿。先是石城王府奉国将军拱橋越关赴京奏事，发闲宅禁住，至是男镇国中尉多赭奏乞代父之罪。又其事在恩诏之前，上允放之。兵部题复南京四川道御史张友舜以留都根本重地，皇城之内，所贵肃清，邦城之中，尤当盘诘。各内官衙门，凡有事情俱送司礼监复处，内使大者，工役出人，俱要悬带牌面。至于云游僧道，寄食寺观，劫财巨寇，投宿娼家，此皆盗贼渊薮，尤宜禁缉．报可。兵部题：先经题准，裁革保河民兵一枝，撤放归农，征解工食银两，雇募土著三千名，以图实用。即委原任游击李逢时仍充本官，管领三屯车营事务，以训练之。报可。庚戌，上视朝，以安州新安县水灾，准于万历六年存留秋粮马草内，照依灾伤分数查免．南京吏部尚书赵锦，以老病乞休，不允。复副使段续、参政张邦士以原职致仕，从伊子户部主事段补光禄寺署丞张循之请也。改原任太仆寺少卿王宗戴为太常寺少卿，提督四夷馆。辛亥，兵部题：国初于闽、广、西浙设三市舶，不徒督理贡事，亦以牵制市权，意固深远。寻以浙江多故，旋设旋罢，惟闽、广二舶尚存。而广南番船直达省下，禁令易行。福建市舶，专隶福州，惟琉球人贡关白之，而航海商贩尽由漳泉止，于道府告给引文为据，此皆沿海居民，富者出赀，贫者出力。懋迁居利，积久弊滋，缘为奸盗者，已非一日。今总督凌云翼议将下番船，一一由海道掛号，验其丈尺，审其货物，当出海回籍之候，俱欲炤数盘验，不许夹带违禁货物。巡抚福建刘忠问一谓漳州、澳船须令赴官告给，船由文引并将货物登记；二谓泉漳商船无可辨查，要行该有司将大小船只编刻字号，每船十只，立一甲长，给文为验；三谓沿海居民间有通贼接济，宜立保甲互相稽查，如一家接济，则九家报官，敢有容隐，则九家连坐，其中保长另行重处；四谓南日山寨，新移吉了巡司之旁，道里不均，应接不及，须移置平海卫南哨澳地方，以便策应。臣窃见近日剧贼林道乾、林凤等，逋逃岛外，尚漏天诛，更有黠滑豪富，托名服贾，勾通引诱，伪造引文，收买禁物，藉寇兵而赍盗粮，为乡导而听贼用，诚有如督抚二臣所言者，伏乞敕下闽广该地方官查照前议，斟酌施行。得旨：海禁事宜，着该省抚按官会议停当具奏。”
《神宗实录》卷九一：万历七年丙寅，“总督两广侍郎刘尧诲，会司巡按御史龚懋贤条陈：一，禁遏通番，以杜私交之党；一，查编每舡，以诘接济之奸；一，稽查保甲，以清接济之源；一，察验商舡，以防混迹之患四事。巡抚福建都御史耿定向，会同巡按御史敖鲲各条议；一，清查舡只，稽察货物；一，编刻舡号，照对文引；一，稽核保甲，禁缉接济；一，商分番出洋，量留防守；一，漳湖互相关，会稽察舡只五事。部覆均为闽广沿海要务，从之。”
《王文恪公集》卷二七《右春坊谕德刘君墓志铭》：“弘治五年八月二十日……卒，讳进，侍讲，预参宪庙实录成。今上之初即位也，例遣近臣使外国。时安南吞占城，侵缅甸……君时以侍讲为正使。先是使外国者，多治巨舰，载重货浮海，与其国为市，毂接舻衔。或与陪臣赓和，夸奇角捷以为才。君考地志，陆道南宁径甚无虞，乃乘肩舆，从两僮，急抵其界。夷人倾骇郊迎，馆候视旧处甚。陪臣拜跪，立受之。不与交一语，至之日颁诏，明日谯，谦毕遂行。国王恐竦，至曰：‘一国生灵，命县天使。’全珠犀象，馈贻错落一不顾。王复遣人追授诸途，不与语，独书其入关诗与之曰：归装有一南物者，关神其殛诸……”
114．明代银矿
雍正《浙江通志》卷一五六《名宦一一》：蔡蒙(民夫经营)。
民国《杭州府志》卷一一九《名宦四》：邵宝(禁处州矿)。
《明史》卷八一《钱钞》：崇祯“三年，御史饶京言：‘铸钱开局，本通
行天下，今乃苦于无息，旋开旋罢，自南北两局外，仅存湖广、陕西、四川、云南及宣、密二镇。而所铸之息，不尽归朝廷。复苦无铸本，盖以买铜而非采铜也。乞遵洪武初及永乐九年、嘉靖六年例，遣官各省铸钱，采铜于产铜之地，置官吏驻兵，仿银矿法，十取其三。铜山之利，朝廷擅之，小民所采，仍予直以市。’帝从之。”
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九一《艺文》：“郝敬：劾内官陈增，再请停开矿疏。”详见《明臣奏议》卷三三，郝敬：《劾矿使陈增疏》。
道光《阳山县志》卷五《经政·矿冶》：“旧志银冶一在同官场大宝岭，一在元鱼场赤岩二坑，宋元符崇宁间，烹炉纷集，岁上供银六千八百两。明永乐四年，揣踏二场所产微少，具报罢之，今久塞未开。”
《太祖实录》卷一七八：洪武十九年，“六月乙酉……置福建延平府尤溪银屏山银场局。”
《穆宗实录》卷五二：隆庆四年十二月辛丑，“蓟镇总督刘应节等言：‘近行永平、密云、霸州等处，访采矿银，止将军横岭口二处稍生矿砂，开处甚难，得不偿费，且聚众起衅无益。’上是其言，遂罢。”
《王文恪公集》卷二三《夏忠靖公传》：永乐“十九年三殿灾，公……乞蠲逋负及刍粮，采办金银课程，优恤流移，以回天意。从之。”
《明史》卷一四九《夏原吉传》：“(永乐)十八年……原吉言：‘宜抚流亡，蠲逋负，以宽民力。’明年，三殿灾，原吉复申前请。亟命所司行之。”
“(永乐)十九年，(帝)崩……太子令出狱。……复问赦诏所宜。对以振饥，省赋役，罢西洋取宝船及云南、交趾办诸道金银课。悉从之。”
《嘉庆一统志》卷一八《永平府一·山川·玉旺峪》：“在临榆县北二十里，五泉山东北，明嘉靖中，尝产银矿，命官采取，寻罢。”
《明大政纂要》卷四八(第9页)：嘉靖七年四月“福宁州矿贼林俊等伏诛”。
唐顺之《荆川先生文集》卷一四《佥事孙公墓志铭》：“公讳玺，字朝信，嘉兴平湖人也……自号峰溪道人……(正德末)蓟州银冶盗啸聚千余，乘利据险为患。公摄兵备，选能吏驰上山寨，榜示祸福，各自缚诣公。公罪其首，余牒遣复业……”
《神宗实录》卷二二七：万历十八年九月，“辛亥，上令文书官到阁，传圣问开矿一事，节经诸人题请，如何不见?”
冯琦：《琢庵文集》卷四《东省防倭议》、《矿税议》。
康熙《无锡县志》卷一八《宦望三》(第13页)：“何栋如，字子极，……万历二十六年进士，授襄阳府推官……陈奉开矿枣阳。栋如察为显陵发脉地，绘图以上，事乃寢。矿不及额，则纵掠商民，栋如悉禽治，杖而投之江，又执其爪牙二十人，当以大辟。挡亟流言激上怒，逮栋如付诏狱，在系四年……”
李世熊：《钱神志》卷一《职方三》(第15页)：“方氏曰：‘浙福坑场或采或闭，饶信瑞坑从未开也。楚出辰州，贵出铜仁，中州则宜阳赵保山，永宁秋树坡，卢氏高觜，嵩县马槽山，蜀会州密勒山，甘肃大黄山，山东江北皆有。凡有矿处，山童望气知之有深浅耳，开采妨争，或费工不偿。惟滇常行，楚雄、永昌、大理最盛；次曲靖、姚安，次镇沅，外域多有，皆黄道腰轮下国也。”’
《典故纪闻》卷一六：“弘治元年二月，浙江景宁县屏风山，有异物成群，状如马，大如羊，其色白，数以万计，首尾相衔，徙西南石牛山，浮空而去，自午至申。事闻，朝廷为减银课，汰坑冶官。”
康熙《常州府志》卷二三《人物》：“白圻，字辅之，武进入，康敏公仲子，成化进士，授南京户部主事，累升浙江、福建、山东布政司。……在浙时，有希权贵意，请开处州银矿者，圻具列利害，议岁输代课，公私称便……”
道光《苏州府志》卷六一《人物一五》：“桑瑾，字廷璋，常熟人，景泰丙子领乡荐，与兄琼、弟瑜在国学有名……瑜，字廷瓒，弱冠举于乡，不第，选温州府通判，其治尚宽。属邑泰顺有银矿，岁久矿微，官取盈额，民多破产，瑜白于上官，遂得奏减……初瑾、瑜拜命，同日出都门，居官八年，相约致仕，遂同舟归里，年俱未满五十，士论高之。”
《江南通志》卷一四七《人物志·宦迹九》：“洪汉，字朝宗，歙人，成化进士。……升云南参议，提督银场，裁省中贵，例供羡余令矿官自赴
司交课，著为令。”
《福建列传》卷一九《明三》(第12页)：“陈俊，字时英……(成化) 二十一年星变，率九卿陈时弊二十事，略言：‘自洪武以来……福建、云 南、浙江诸处银冶，令镇守监至各府煎销，太滋劳扰……”
光绪《丹阳县志》卷一七《名臣．沈固传》：“永乐乙酉乡荐，授沂州 同知。沂西旧有银矿，罢役久。有请开之者，固曰：此奸人荧惑圣听 也，不力争之，必为民害。乃疏言……上从之，征人为户部郎。”
115．明代一条鞭法
《明史》卷七八《食货二·赋役》：“隆、万之世，增额既如故，又多无 艺之征，逋粮愈多，规避亦益巧，已解而愆限或至十余年，未征而报收， 一县有至十万者。逋欠之多，县各数十万，赖行一条鞭法，无他科扰， 民力不大绌。”
《唐书》卷一四五《杨炎传》：唐德宗建中元年(780)八月，宰相杨炎 上疏，请作两税法曰：“凡百役之费，一钱之敛，先度其数而赋于人，量 出制人。户无主客，以见居为簿；人无丁中，以贫富为差。”
《钦定续文献通考》卷一六《职役考》：(万历)“七年八月，减均徭加 派银。给事中郝维乔言。”
乾隆《山东通志》卷二八《人物三》明代，曲迁乔，(济南府)长山人， 万历五年进士，初令(河南)沁水县，均徭赋……擢工科给事中，上条鞭 事宜四款，一一举行。
《范文忠公文集》卷七《吴桥县条鞭役法议记》。
鸤鸠——《左传》：“少皡挚之立也，凤鸟适至，故纪于鸟……鸤鸠 氏，司空也。”注：“鸤鸠，鵴鴶也。鸤鸠平均，故为司空子水土。”
张萱：《西园闻见录》卷_三二《赋役前》：“吴登端曰：‘洪武册籍十年一造，官府按册籍以定差役，脱漏户口者有禁，变乱版籍者有禁，审役者不得差贫卖富，轮役者不得避重就轻，可谓详尽矣。然岁久弊生，其法大坏，今当若何?所谓均徭者，可行于江南；而所谓条鞭者，可行于江北，何也?江南县大民众，十年而一役之，犹或可待；江北县小民寡，即三四年而已周矣，不行条鞭，岂能持久乎?今观江南粮役，亡身破家固困也；而江北杂差，颇无休息，亦困也……”
葛守礼，山东德平人，嘉靖己丑(八年，1529)进士，嘉靖二十九年七月至三十年三月巡抚河南。
《西园闻见录》卷三二《赋役前》：“张岳疏曰：‘国朝设立里甲，本为小民力役之征，闻苦贪官虐吏，不任诛求，更立条编以休息之。且条编之法，便于富户而不便于细民；便于市井通衢逐末之辈，而不便于穷乡僻邑之穑夫。况上下交征，惟白金折色，而布帛菽粟，终岁勤劬者委紊而不知恤，贪污蟊贼利其囊囊之便，而惮于更革吮膏血而莫之顾，民之茶毒，视里甲又十倍之。臣以为此法不更，贪风必不可息，民日穷而盗贼日起矣。此征议之所当亟议者也。”
《范文忠公文集》卷七《吴桥县条鞭法役法议记》。
康熙《朝邑县后志》卷八《艺文》：雷士桢代知县赵公(炳)条鞭议。
《明夷待访录·财计一》：“……明初亦尝禁金银交易，而许以金银易钞于官，则是罔民而收其利也，其谁信之?故至今日而赋税市易银，乃单行以为天下之大害。盖银与钞为表里，银之力绌，钞以舒之，故元之税粮折钞而不折银，今钞既不行，钱仅为小市之用，不入贡赋，使百务并于一途，则银力竭。元又立提举司，置淘金户，开设金银场，各路听民煽炼，则金银之出于民间者尚多。今矿所封闭，间一开采，又使宫奴专之，以人大内，与民间无与，则银力竭。二百余年，天下金银纲运至于燕京，如水赴壑，承平之时，犹有商贾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，多故以来，在燕京者既尽泄之边外，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，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，此其理尚有往而复返者乎?夫银力已竭，而赋税如故也，市易如故也。皇皇求银，将于何所?故田土之价，不当异时之十一，岂其壤瘠与?曰，否。不能为赋税也。百货之价，亦不当異时之十一，岂其物阜与?曰，否。市易无资也。当今之世，宛转汤火之民，即时和年丰无益也，即劝农沛泽无益也。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。废金银其利有七：粟帛之属小民，力能自致，则家易足，一也；铸钱以通有无，铸者不息，货无匱竭，二也；不藏金银，无甚贫甚富之家，三也；轻赍不便，民难去其乡，四也；官吏赃私难覆，五也；盗贼肤箧，负重易迹，六也；钱钞路通，七也。然须重为之禁，盗矿者死刑，金银市易者以盗铸钱论而后可。”
《财计二》：“……有明欲行钱法而不能行者，一曰惜铜爱工，钱既恶薄，私铸繁兴。二曰折二折三当五当十制度不常。三曰铜禁不严，分造器皿。四曰年号异文。此四害者，昔之所同。五曰行用金银货不归一。六曰赏赉赋税上行于下，下不行于上。昔之害钱者四，今之害钱者六。故今日之钱不过资小小贸易，公私之利源皆无赖焉。是行钱与不行等也。诚废金银，使货物之衡尽归于钱，京省各设专官鼓铸，有铜之山，官为开采，民间之器皿，寺观之象设，悉行烧毁人局，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率，每钱重一钱，制作精工，样式画一，亦不必冠以年号，除田土赋粟帛外，凡盐酒征榷，一切以钱为税．如此而患不行，吾不信也……”
万历《常山县志》卷八《赋役表》：“万历三年，知县郝孔昭奉文先本府诸县行条鞭，至十一年，诸县亦未概行之。”
清会稽章大来《偁阳杂录》(载《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》)：“明季一条鞭之法颇便，然并南米在内；后复征南米、颜料、油药等项，无不在内，后复有杂项，此条银中未详注名件故也。宋时夏秋讼纳如盐曲，名件颇碎，有司请合并一名以省帙钞，时程文简为三司使，谓仍旧便，若没其旧名，恐异日不知，或再征盐曲矣。因是叹文简为远识也。”
王夫之《噩梦》：“乃自一条鞭之法行，而革税课河泊所，官之税务尽没，其从出之原，概责之地亩，抑本崇末，民日偷而国日贫矣。盖农民愿懦，责取之也易；商贾黠狡，责取之也难。悉举国用而胁蚩蚩之氓以输，将其始具列名目，虽若繁细，犹存名色，一条鞭矣，则并其名而去之。但知征粟征金，而不知何为而须此矣。”
霍与瑕《霍勉斋集》卷一一序(第89页)《传家节操为政风流卷》(有引)：“一凡钱粮编差之弊甚大，今条鞭法行，贫富画一，但山川草县，有已编征银，如里长正役之外，复有妄派妄票不时横取，必厉禁之。”(此文大约作于万历十六年以前。)
赵南星《味檗斋文集》卷四《与奏记傅按台》：“今天下之民已贫矣，其所以贫者非一，而其大害有三：曰征收之投柜也……而投柜之害尤大。闻之父老言，往时征收分项而派大户，以有身家者为大，有司绝不干预，惟收完起解，一称验而已。即有司之俸金，犹出于大户之手。嗟乎，何其清净之至也。厥后不知谁氏子唱为条鞭之议。条鞭者，总计各项之数而征收之，似为简易矣。而乃改大户曰柜头，曰收头，投柜于州县大门之内，使民自纳银，而柜头主之，至晚则寄之库内，贤者自无点染，而不肖之有司，缘以为利，征收日重，而小民比屋悬磬矣。在上者如欲救民，则必首禁投柜之法，复大户之旧为最急……”
同上书卷一(第32页)《申明宪职疏》(以下总宪疏)：“自大户改为条鞭，而征收日重，有一两而加二三钱者，贫者粮少，无不加倍，或父子不许合封，所得尤多。故有司鲜不立富者。”(按此疏当上于万历十八年以后。)
乾隆《遂安县志》卷十《艺文》，姜习孔(邑人)：《阖邑崇(重)建毛公仁贤祠记》：“夫遂，岩邑也。先是条编之法行，邑以僻陋，编者概从议省费用等项，多有《全书》所未载者，于是领邑符者，涸然莫可展办，势必稍工加科派，以支目前不虞，科派之因而滥觞也。令严网密，吏缘为奸，遂至不可究诘，而里甲之祸始烈，诸若买办，若贴解，若补库，若酒席，长短飞差，种种难以备述，一檄方行，胥役踵趾相错，急如逋亡横极矣。且乘隙侵渔，多方恐吓，以厌其谿壑之欲，而莫敢谁何。约计每丁
之费不下六七金，即千金之产供一役而不足，以故比比业倾产破，妇子流离；甚至督索无策，而雉经者有之。果孰轸念及此，慨然首议节省，使遂民得苏于烈焰沸汤中耶!惟公弱冠登贤书，目击是役之苦，心甚伤之，曰：‘吾乡人生计之日益蹙者，科派困之；科派之日益重者，胥役虐之；胥役而得肆其虐者，无视规之足守，则城狐可凭，狼贪愈厉耳。因集邑之父老斟酌而增益之，不啻再三，而复条议呈焉，务使额有定设，官无乏用，胥无耗蠹，可经久远而后已。公当斯时殚竭心力，惟期有利斯民，即以祛弊丛怨弗恤已。今试取公条议读之，若某某项在全书所已载者则议；仍在全书所未载及载而犹不给者则议增。且有人条鞭与不入条鞭之别，以为永远计，委曲周悉，厘剔殆尽，其虑精矣。虽后来更事者尽人条编，有失公之本意。总之，成规已立，岁得省数千金，而官与民实两便焉……公……蚤慕良知之学，尽得其奥，从孝廉，至天官郎四十年，一切知交请托，俱为谢绝……是役也(祠记)……始以庚戌五月，成以是年之腊月……公讳一瓒，字献卿，壬辰进士，天官尚书郎予告，卒于家。”
同上书卷十《艺文》，清毛先舒(钱塘)：《新定毛氏四世家传》：“……公悯邑中任役家辄破，及官吏部，改为条鞭法，民困以苏。阖邑德之，为仁贤祠，祠祀公至今……”
明郑大郁：《经国雄略》“赋役考”卷一《徭役》、《条鞭利三害四》。 《皇明通纪》“英宗睿皇帝纪”引《水东日记》：“宣府官田，成化初买补发牛五千七百余头，垦地四千余顷，收租纳银七万四千有奇，卫所驿站官牛屯粮不在此数。”
《盐邑志林》卷四四，钟秉文《乌槎幕府记》：“丰阳冯先生任东广，平倭夷及海寇峒贼，大小数十战，屡犯危难，卒就大功。谭者至今伟之。余昔年读书，先生山园两郎君出一编示余，则皆兵行时事迹，如乌槎营中幕客所记，颇为详悉，因与研席友朱君元弼稍点次之，而仍其名曰《乌槎幕府记》……丙午(万历三十四年[1606])仲冬，门人钟兆斗秉文谨识。”
“先是先生在江右，忤严氏，有参藩东粤之行，盖因粤中倭夷海寇峒贼方交发，大盗张琏又起而流劫三省，杀官破城，声势张甚故也。时军门郑年老惟怯，疏题分巡属惠先生专任潮事，先生以岭外向来贪黩成风，盗端此起，今欲平寇，在先保民，为禁贪残，平赋役，上不得有非礼之受，下不敢为无名之供，至今诸省一条鞭投柜法，皆自始先生，以是厚固基本，得用其勦抚，在事三年……时世庙宸念……”
吕振羽《史学研究论文集》第18页：“……这些东西(徭役和贡物的继续)，随着每次农民大暴动而来的新起的朝代，都有一度的改良和减轻。到1578年(明神宗万历六年)一条鞭法的实行，农民对地主阶级政府的负担，便改为课税的形式，全部归到地税中去了。”
王亚南《中国官僚政治研究》：“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一两税法。”
陈建《皇明通纪》“成祖文皇帝纪”：“永乐二年十一月，上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，定设宜卫，且海口田土膏腴，命调沿海诸军士筑城戍守，建百万仓以储海运粮，别以小船转运北京。”
道光《琼州府志》卷六：琼州府城，大约初筑于汉唐，地址屡有迁徙．明洪武二年因宋旧城增筑，其后屡有增筑。
乾隆《镇平县志》卷一《疆城志·城池》；“(镇平)……设县之奏，报可。摄县事平远令沈惟耀，鸠工创筑，始于崇正(祯)六年癸酉八月，迄九年丙子三月蒇事，周八百丈，广六百五十丈有奇，高一丈九尺，厚一丈五尺，雉堞九百，门四楼四，敌楼八，水关二……十一年，浚濠自东南至西北五百丈，阔一丈，深五尺。”
《嘉庆一统志》卷一○四《太仓州二·名宦(明)》：“熊桴，江夏人，嘉靖中知太仓州，以破倭功，再迁苏州兵备佥事，驻太仓……屡迁右参政兼副使，建崇明、福山、川沙、柘林、吴淞江五城，开杨林、瓦铺、虹江、白茆四渠……”
同上书卷一四四《汾州府·名宦(明)》：“于敖，岷州人，嘉靖中由郎中升左参政，驻汾州。时强宗内乱，边兵外乘，吏民莫知所措。敖 ……因创作外城，及四乡堡塞，盗不敢犯。”
周晖《金陵琐事》(《国学珍本文库》下册第工3页)：“御史奏查流 移”：“都人……猾者开张当铺，违禁取利，不下数千百家。”
《皇明疏钞》卷二三《嘉靖中李凤来因变陈言以实修省疏》：“一等 光棍，开放活应，预先估计小民产业若干，则放与钱若干，每日连本利 收十分之一，定在何日了完；若或过期拖欠，则必尽其家业，鬻少儿女， 以赔偿之；一名谓活应子，一名谓虎皮钱，小民无知而堕于计中，不越 月而家庭荡然矣。”
白寿彝、王毓铨《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》(《历史研究》1954年第5期第79页)：“但被和雇的匠夫并不是雇佣工人，他们虽按工计酬，但他们的工作并不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售，而是在封建隶属关系下强迫应当的差役。他们也不是无产者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生产工具……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工役制。”
任源祥《鸣鹤堂文集》卷一《赋役议中》：自条鞭后，“积重在粮，积轻在丁……赋役一准诸田，而人丁之消长，无甚关于会计之大数，其弊也；或有人无丁，或有丁无人，有司不及问，亦不必问。”
郑三俊《巢云老人焚余集》：“言池州利弊书”：条鞭行后之加派和杂征。
起运存留。参看《明史》卷二二三《王宗沐传》。
《顾亭林文集》卷一《生员论中》：“天下之病民者有三：曰乡宦，曰生员，曰吏胥。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，而无杂泛之差。”
《坚瓠集》云：“《辍耕录》世称乡胥为书手。《报应记》宋衍，江淮人，应明经举，元和初至河阴县，因疾病废业，为盐铁院书手，盖唐时已有此名。今侍官府之美童曰门子。《道山清话》载：都下有一卖菜翁，自言少为尚书省门子。盖宋时已有此名．书手、门子之名，其来久矣。”
鹿善继《认真草》卷三《籽粒本末·籽粒折征公揭》：“夫较此(粒籽)地于条鞭地，固四不当一者，乃条鞭地分上中下，或二亩折一亩，或亩半折一亩，每亩征银三分有零，籽粒地则不分上中下，一亩实作一亩，每亩亦征银三分有零。”
《东谷赘言》卷下：“我朝军国之需，有额派，有岁派，有坐派。洪武间，国定制，如夏税、秋粮、鱼课、盐课、茶课、桑丝、药材之类，皆有定则，此额派也。宣德以后，如宗室繁衍，加添禄米，增设职司，加添俸粮之类，此岁派也。又其后也，如营建宫室，买运大木之类，此坐派也。盖额派无增损也，岁派有增无损也，坐派有事则派，事竣即停也。”
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卷三八《山东四·滕县志·赋役志》：“初增人地者仅十之二三，今增至十之五，是一条鞭法与徭役并行也。”
康熙《蒲城县志》卷一《赋役·条鞭》：“正支一年一支，副支三、五、十年一支。”
《明史》卷二八一《循吏传》：“万观……永乐十九年进士……寻召为御史，改严州知府……奏减织造，以银代丝税，民皆便之。”
《明史》卷二○九“本传”：“杨最……值世宗即位……出为宁波知府。请罢浙东贡币，诏悉以银充，民以为便。”
《明史》卷三一二：“十五年，贵州巡抚陈俨奏：‘苗贼斋果转横，乞调川、湖等官军五万五千，克期会贵州，听俨节制。’兵部言：‘且师五万，以半年计，须军储十三万五千石，山路险峻，运输之夫须二十七万众……”
乾隆《遂安县志》卷十《艺文》：“遂令罗侯去思记”：“吉安罗侯令遂八载，政成绩著，擢同州刺史。邑之老稚谋留之，不能得。由是勒石纪侯绩，而予为奉其概云。昔侯初至遂也……里胥循故事，以食御诸物供具，侯却之，又悉罢诸费之不经者。已而帑有羡，商有税，粮有常需，侯一毫无染。自僚属胥史以下，见侯律己廉谨，率相戒守法。有司胥徒之黠者于片纸，历诸邑需索靡厌，侯裁抑之，自是莫敢至。往者岁更役甲，富者避佥，操其赢以贿吏，移之乙，乙又移之中户之质且戆者。侯知其弊，置二籍，一覆丁田，一列差役，按籍酌定，宿弊尽蠲。邑有奸党横行滋蔓，侯严巡察，编伍之，嚣讼悉进……侯名衮，字懋德，果斋其别号石。”
《神宗实录》卷二六○：万历二十一年五月“戊辰，湖广抚按题：‘全楚赋税征解规则，向来开载《全书》，历岁寢久，增减那移，亟当厘正，编刻《全书》，竖石通衢，使楚民永为遵守。’上是之。”
乾隆《遂安县志》卷十《艺文》，汪尚宁(休宁都宪)《少峰周公去思记》：“少峰周公，擢京兆司理，……旧时贾于遂者，货至则征之，官之征一，而私之费九，公禁勿征。胥吏无所投其蠹，铺户之法，即右有司者治之之意，其和买厉阶未验伊始，公曰：何庸若等人也。公署之能几，安得敛怨自奉乎。条编之法自欧阳约庵公始议，庞公申明，于时有司玩习犹存，公锐意福民，其收贮以投柜法，里排催小民，民兑民封以时。总之，应贮应鲜各如制，无复粮长之难，且蠲革收头无所用，民间不复知收头之苦，催比不烦，正赋如期……公名恪，字有之，泰州人。太常少卿讷溪，公季弟也。”
乾隆《遂安县志》卷十，詹理《吴侯去思记》：“……查飞诡以正籍，严条编以均惠，建义仓以裕用，裁巡栏以息奸，且遂邻梓树十五里诸坑，矿寇出没，为害匪细。侯任重怨，筑城隍以绝衅端。盗贼往来严、歙间，侯设法成擒，民获安堵……侯名<扌为>谦，字汝亨，号文台，抚之临川人，隆庆辛未进士，先哲文正之学派也，以久任奏功，今始拜南工部云。”
乾隆《遂安县志》卷十，陆应龙(邑人)《黄侯去思记》：“辛巳秋，邑令黄公得汉州刺史之命，距其始至，为月才十有六……遂安介万山中，地瘠民贫，兼以条编投柜之法，各为柜而分投之，勾稽繁而比较数，复额外立值月、支应、夫价等名，或遇司府造船，则曰加派，照丁照里，多方骚扰，民重受其困。公始至，即谕禁条编分投陋习，总会一年之数，每户若干，每亩若干，为柜者一，为限者四，而每限又分而为三，俾缓办易完，依期输纳，其前宿弊，一切报罢……公讳道年，字延卿，隆庆辛未进士。”
《皇明经世文编》卷四三八，张栋《国计民生交绌敬伸末议以仰裨万一疏》：“臣按条鞭之法，虽概行于东南，而行之称善者则莫过江右。臣先任新建县知县，已亲行之而亲见，其宜民者也。乃若浙、直地方，民非不行，实未尝行。何以证之?……今既云行此法矣，胡复有均徭之审耶?……”
《明史》卷一六四《邹缉传附》：“柯暹，池州建德人。由乡举出知交阯驩州。累官浙江、云南按察使。”
《国榷》卷三二：“天顺元年八月丁酉，行均徭法，禁里长害民。”
《国榷》卷二六：“正统十年十二月，罢江西均徭册。初议自按察佥事夏时，颇扰民，寢之。”
《嘉庆一统志·广东统部·名宦》(第33页)：“朱英，桂阳人，景泰中为广东右参议，抚凋瘵，招流亡，立均徭法，十岁一更，民称便。”
民国《福建省通志·列传二四·明八》(第18页)：“蔡克廉，字道卿，晋江人……至南京户部尚书。”参看《闽书》“万世统谱”。
《万历会计录》卷三《江西布政司·田赋·沿革事例》：“隆庆四年，巡抚刘光济题本部奏准，将所属人户应纳税粮听其自行输纳，就于经催审其丁力，殷实者，佥定名数，责令管解，其脚耗火耗之费，俱于派则内酌量加征给发。”
乾隆《苏州府志》卷四二《名宦一·周如斗传》引《苏志备遗参京学志》，末载其抚赣行条鞭事。
谭希思：《明大政纂要》卷六一(第47页)：隆庆二年十二月，“江西抚臣刘光济奏行一条鞭法。”
万历王时槐纂《吉安府志》(宫内及内阁)卷一三“赋役志·徭役”：“旧于十里之内，十年轮当一差……隆庆间始易为条编……”
同治《进贤县志》卷二二《机祥》：“隆庆二年戊辰饥，巡抚刘光济奏免秋粮又改折南京仓米，是年冬奏准行一条鞭法。”
《世宗实录》卷四九二：嘉靖四十年正月“庚寅……御史潘季驯巡按广东，倡行均平里甲之议”。
《国朝典汇》卷九○：“嘉靖四十年正月庚寅，御史潘季驯巡按广
东，倡行均平里甲之议其法。”
《民国福建列传》卷二二《明六》(第6页)：“赵日新(瑺曾孙，晋江 人)，字用甫，第隆庆辛未(五年)进士，授分宜知县，适严嵩败，籍其家 ……主计新立条鞭法行之，自江西始，甫有绪，日新为综核，酌雇役，杜 诡冒，猾胥无所染指……左迁旌德教谕，寻迁国子博士，转为丞，居七 年，擢户部主事。”
雍正《江西通志》卷六三《名宦七》：“郑继之，襄阳人，进士，嘉靖时 知余干……纳银令自封兑，批委供拟不假胥役，人称郑铁耳。时条法 新行，立则编派，轻重适均。升主事。”
《民国福建列传》卷二五《明九》(第29页)：“谢汝韶，字其盛，长乐 人，嘉靖戊午举人，谒选得钱塘教谕。上书台使，请行条鞭法，缅<纟丽>数 千言。条鞭法实汝韶倡之。擢武义知县，禁侵牟，汰浮沉，均践更，核 赋役，胥吏无能弄文者。调知安仁县，时条鞭法始通行海内。他令长 率持两端，安仁锐意行之……迁承天府同知……显陵守陵蒋指挥占没 民田，或讼之，汝韶缚其奴下之狱。张格者，当阳大贾也。自附张居正 近属，时持县令长短，令诉，汝韶竟论如法……迁吉府长史……遂归 ……子肇淛，自有传。”
万历《建昌府志》(日本帝国图书馆藏)卷二《田赋》：“隆庆三年奉 行一条鞭法(其口口粮于粮，役根于赋，责民办银，一切力差悉听官之 支贸。详后赋役四差中)。”
同治《萍乡县志》卷三《食货田赋》：“按隆庆二年，巡抚刘光济行一 条鞭法，岁需供费，量田计丁，令民输其银，官为经界，苦乐适均。未 几，复坏之。论者谓：江西之赋，他郡利于计粮，独袁、瑞利于计亩，乃 萍乡始以田加粮，继以粮派银，终以粮增饷，浮粮久累于前，四差并扰 于继，三饷(辽、剿、练)叠增于后，弊源费重，民困逋赋。”